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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武琼芳
凌空飞驰的天马、“萨埵太子本生故事画”中四蹄奔腾的报信马、狩猎图里矫健的坐骑、身披铠甲的战马、联珠纹内灵动的翼马……敦煌素有“天马故乡”之称，在延续千年的敦煌石窟壁画中，马的形象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是古人生产生活、军事活动的重要伙伴，更承载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深厚底蕴。
敦煌壁画中的马有哪些类别？哪些马的图案堪称“东西合璧”的典范？古今中外对马的寓意解读又有何异同？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武琼芳近日就此接受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武琼芳：敦煌被称为“天马故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西汉时期，汉武帝渴求汗血宝马，士卒便编造出“敦煌渥洼池出天马”的传说，寄托古人对优良马种的向往。同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优良马种，让敦煌成为中原与西域马种、马文化交流的枢纽，“天马故乡”的称号也由此流传至今。
敦煌壁画中，马的形象非常丰富，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现实生活场景中的马、神话传说中能凌空飞驰的天马，以及洞窟建筑装饰画中图案化了的马。
第一类是现实之马，是人间百态的缩影。例如莫高窟西魏第249窟窟顶狩猎图里，有猎人骑乘追逐猎物的马，尽显野性灵动；隋代壁画中，可见丝绸之路商旅代步的驮马，见证往昔丝路繁华；晚唐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中，有礼仪场合的仪仗马，彰显着时代气度。此外还有农耕劳作的役马、行军作战的战马，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产、交通与军事生活，也印证了马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类为神话之马，是宗教想象与审美追求的结合。北魏第257窟“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中的天马，没有长翅膀，但是却能凌空飞驰，这延续了中国飞天“凭飘带显灵动”的审美特质，也是“天马故乡”最早的天马形象之一。隋代后，受西域文化影响，长了翅膀的天马、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翼马纹相继出现，榆林窟西夏第10窟的回首翼马，更具有鲜明西方艺术特点，让神话之马的形象更具多元性。
第三类是装饰之马，以图案化的形式流传，“联珠翼马纹”是典型代表。它源于中亚，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成为丝路文明交融的生动见证，也让“天马故乡”的马文化更具包容性。
武琼芳：地处古丝绸之路的敦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荟萃之地。作为“天马故乡”，敦煌壁画中的马，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产物。在绘画技巧上，不仅有中国人擅长的线描，还吸收了西域的凹凸晕染法，让马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健硕挺拔。
出现在隋代多个洞窟中的“联珠翼马纹”，最能体现“东西合璧”的马形象。该纹饰源自波斯萨珊王朝，将圆形的小珠子连起来，形成一个纹样的骨架，有圆形的，还有菱形的；有单层，也有双层的；但中国画师并未照搬，而是将中华文化中的审美理念逐渐融入其中，以对雉、翔凤、游麟等传统吉瑞图案替代异域文化中的形象，形成了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联珠纹。
同时，对翼马的造型进行了本土化创新。波斯联珠纹中的翼马姿态优雅、四蹄稳健，而中国的联珠飞马则四蹄腾空、身姿舒展，尽显天马奔腾的动感，契合中国人对“天马行空”的想象，让外来纹样与本土文化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