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方面，迟福林提出，持续压缩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资金进出自由，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汪小亚建议，封关后，应加快探索自贸港建设与货币互换协议相结合，从场景落地、通道搭建、主体集聚等方面，推动货币互换实际落地；持续创新海南金融产品和业态，发展产业金融、农产品等产业链金融和数据金融；构建海南与香港等其他金融中心互通共进机制。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刘兴华说，封关后海南自贸港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加强建设。硬件方面，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软件方面，继续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在自贸港建设利好下，海南正大力推进“两个总部基地”建设，即“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总部基地和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部基地”。专家认为，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打造重要开放门户的关键，是要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中发挥战略枢纽作用。

迟福林说，海南要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两个总部基地”，加快打造以服务贸易为重点，面向东盟的单边开放新前沿。具体而言，可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建立面向东盟的“离岸仓”，并实现与主要港口间关税互免、监管互认；推动面向东盟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重点产业单边开放进程；在教育、人才、劳务等领域的单边开放上率先突破。

“调研来看，从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到高端医疗等领域，不同领域的东盟企业都有到海南投资的意愿，下一步的抓手应是加速制度联通和提升监管可信度。”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驻东盟代表兼高级研究员翁忠义建议，封关后海南开放重点要从货物贸易转向资本、数据等关键要素的流动，“尽快构建起低成本、低摩擦、强预期的制度生态，系统性的释放区域合作潜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