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击中美航母”背后有多少水分
——专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立新
近日，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剧中，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钱弘俶，选择归顺宋朝，献出吴越国十三州及所辖军民。这一事件被称为“纳土归宋”，为北宋的统一繁荣书写了重要一笔。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立新近日接受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李立新：钱弘俶生于公元929年，杭州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是吴越开国国君钱镠之孙，第二任吴越王钱元瓘之子。公元948年，钱弘俶即位。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在平定江南时，钱弘俶出兵有功，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公元978年，其“纳土归宋”，入宋后避讳，改称钱俶。公元988年，钱俶病逝于南阳邓王府(今河南南阳境内)，葬于河南洛阳。
对钱弘俶的重要记载是出土于洛阳的钱俶墓志。该墓志现珍藏于洛阳博物馆，志石高92厘米，宽93厘米，志文53行，满行52字，全文约2700字，详细介绍了其生平事迹，是研究五代宋初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难得的历史研究价值。
墓志记载：“藩辅固而寰宇宁，车书通而天地一。举千乘之重，请藉有司；炳三台之明，愿拱宸极。”这便是著名的“纳土归宋”事件。
李立新：公元978年，钱弘俶赴宋都东京(今开封)朝见宋太宗，献出了吴越国十三州及所辖军民。他选择“纳土归宋”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
归结起来，钱弘俶“纳土归宋”有四方面原因：
其一，谨遵先祖教导，践行先祖遗训。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立国时，就将中原各代王朝视为正统，并在临终前留下“凡中国之君，宜善事之”和“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钱元瓘继位后，改用中原年号，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向中原王朝事贡，维护一方平安。钱弘俶继位后，延续了祖父钱镠、父亲钱元瓘的教导和做法。
其二，避免生灵涂炭，顺应统一大势。北宋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吴越国作为当时仅存的南方政权，难以独善其身。钱弘俶深知，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主动归顺可避免战争。
其三，保全钱氏家族，造福子孙后代。历史上，因改朝换代而国破家亡的事件屡见不鲜。吴越钱氏家族因为归宋，不仅免受倾覆之痛，而且受到了北宋的极高礼遇。成书于北宋初期的《百家姓》中，钱姓被排在皇姓赵姓之后列第二位，流传至今，彰显了北宋对吴越钱氏的高度认可。
其四，避免经济凋敝，维持地区繁荣。从经济角度看，“纳土归宋”避免了战争破坏，保全了吴越地区发达的经济基础。吴越国在钱氏统治时期，重视水利建设、发展海外贸易，经济空前繁荣。选择归附北宋，其兴盛的经济局面便能得以维持，还能进一步促进贸易发展。
综上所述，钱弘俶“纳土归宋”，一方面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与国家统一，成为后世推崇的政治智慧与家国情怀的典范；另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江南地区的地位，推动了两宋以后经济文化重心的进一步南移，奠定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础。
李立新：钱弘俶“纳土归宋”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件大事，它融汇家国大义、政治远见与民生关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第一，“纳土归宋”顺应了中华文明自古强调“大一统”的历史大趋势。
五代十国虽政权林立，但各割据势力仍以“中国正统”自居，表明分裂只是暂时现象，统一才是历史趋势。钱弘俶“纳土归宋”顺应了这一趋势，并非单纯的臣服，而是对“天命所归”的政治合法性的承认，加速了当时中国的统一进程，是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生动诠释，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下归一”的政治理想。
第二，“纳土归宋”促进了中华南北文化的互认与融合。
吴越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文化和饮食文化都很有特色，形成了“东南佛国”“丝绸之府”等文化现象。“纳土归宋”后，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
一方面，吴越的文人、工匠进入北方，推动了南方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吴越的文人和文化精神影响了北宋的“尚意书风”，如苏轼的“我书意造”、米芾的“刷字”“八面出锋”；吴越精细的丝织技术也间接推动宋朝汴绣的成熟与发展，使汴绣兼具宫廷华美与江南灵秀；吴越杰出的建塔匠师喻皓被征召到北宋都城开封承造开宝寺塔，也将吴越的建筑技术推广到北方。
另一方面，吴越的佛教、艺术传统也对北宋产生影响。例如，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瓷，在五代时达到技术巅峰，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传入北宋后，对宋韵文化产生较大影响。
吴越归宋体现“大一统”的理念，强化了中原与东南的文化融合。钱弘俶“以民为重”的政治考量也契合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思想，增强了民族认同感。这种文化上的向心力，正是中华文明得以长期维系统一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