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碎片化小幅增税”模式引发商界质疑。英国工业联盟呼吁，政府应推出一到两项广泛增税措施，而非细碎的、可能损害经济的措施。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彼得·迪克森指出，尽管英国政府未提高主要税率，但长期冻结税阶、提高投资收入税率等措施将增加家庭税负，尤其是收入增长较慢的人群。

在支出端，预算案聚焦民生发力，力求平衡增税带来的社会影响。政府取消实施多年的两孩福利上限，提高国民工资，为普通家庭年均减免能源支出，同时延续铁路票价等政策，也获得一些舆论积极评价。

但民生支出的扩容力度难以完全抵消税负上升的影响。舆观调查公司公布的民调显示，63%的英国人认为当前税负已偏高，42%的民众相信财政问题可在不提高普通家庭税负的前提下解决。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主任大卫·艾克曼则直指深层矛盾：“我们一直在用20世纪的税收基础支撑一个21世纪的福利国家”，当前财政模式已不可持续。

更深层的挑战来自经济基本面的制约。OBR的预测呈现明显分化，虽将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从1%上调至1.5%，但2026年增速预期却从1.9%大幅下调至1.4%。巴克莱银行在预算案公布前的分析也指出，英国经济增长动力不均，国内需求持续疲软，生产率增长乏力。也有专家发出警示，预算案高度依赖“通胀按预期回落”的假设，而能源价格、地缘政治等因素可能带来新的上行压力。

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评价称，里夫斯通过增税将财政缓冲空间提升是明智举措，但预算案的关键问题在于“税收增加指向未来，而支出却是眼前的”，未能触及结构性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预算案公布前夕，OBR因技术错误提前泄露预测报告，引发市场波动，暴露了政策推进中的不确定性。

可以预见，英国财政预算这场“平衡术”的可持续性，将高度依赖通胀回落节奏、经济增长动能及社会税负承受力。在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政治博弈持续的背景下，英国政府能否在财政稳健与民生改善之间找到长期契合点，让预算案真正成为经济复苏的助力而非负担，仍有待时间检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