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
——专访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青年委员范狄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早期汉学代表人物利玛窦以跨文化视野为欧洲认识中国奠定重要基础。此后，意大利汉学逐步从宗教依附走向学科独立，推动着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不断深化。
除了利玛窦，意大利汉学如何“看见”中国？这一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近日，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青年委员、意大利青年汉学家范狄(DarioFamularo)接受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范狄：这源于一场自我反思。2013年我首次来华，在广州交换学习期间游历百余城市，看到了书本外的中国。这引发我思考：几个世纪前到访中国的意大利先驱，是如何理解中国并与之相处的？研究过程不仅是学术探索，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追寻。
我发现，19世纪的意大利汉学家们具有鲜明特色。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传教士群体，更多的是教授、学者，服务于意大利统一后新兴的学术机构。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觉意识，既为新兴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也积极推动意中文化对话。“汉学”随之完成世俗化和学术化转型，进入大学课程，成为独立学科。
我希望以这些先行者为参照，更好地担当起今日“文化摆渡人”的角色。
范狄：有观点认为，意大利在19世纪失去了在欧洲汉学中的“领先地位”，我认为这一判断较为片面。
事实上，19世纪是汉学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汉学正是在此阶段成形，并影响着当代汉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和视野。
与同时期法国重文本考据、德国重哲学思辨不同，意大利汉学呈现出“不评判”的谦逊与务实，走出一条“实践导向”之路。这一传统可追溯至马可·波罗，其伟大之处在于客观地观察、记录，不对中国作主观评判。
同时，19世纪欧洲汉学呈现“高度国际化”特征。意大利学者与各国同行密切交流，共同塑造现代汉学雏形。
简单地以“领先”“落后”评判，既不符合史实，也无助于理解当时知识流动的复杂性。
范狄：意大利汉学发展有一条近八百年未中断的传承脉络。这条脉络上闪耀着几个独特篇章。
脉络始于13世纪的马可·波罗，他虽非汉学家，却以务实态度为后期的意大利汉学奠定基调。
16至17世纪，利玛窦开创“适应性”传教策略，成为跨文化对话典范。同时代的卫匡国，则用《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让欧洲首次系统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地理。
这中间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史实。由于当时在华传教士需向罗马教廷汇报，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都要经过意大利，使意大利成为欧洲了解中国的“信息枢纽”，涵养了汉学土壤。
18世纪，“中华书院”(CollegiodeiCinesi)诞生于那不勒斯。作为培养中国籍神父的修道院，书院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中心，却首次在欧洲形成有组织、可持续的中国人生活社群。他们既是学生，也是中国文化的鲜活载体。
19世纪意大利统一后，佛罗伦萨成为新的汉学中心。塞韦里尼(AntelmoSeverini)等学者在高等研究院开启系统的中文教学和研究。学者们不再服务于教廷，而是以世俗学者身份推动意中文化对话。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脉络延续至今。
范狄：研究他们的著作，最打动我的是他们深植于自身时代，而非仅为“知识猎奇”。
纵观塞韦里尼、普意尼(CarloPuini)、安德烈奥齐(AlfonsoAndreozzi)等人的研究，他们不是纯粹的“文本考据”，而是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意大利统一前后面临国家建构、世俗化、现代化等系列挑战，中国成为激发他们思考的镜子。
如，19世纪中前期意大利集中面临瘟疫与蝗灾困扰，安德烈奥齐把汉学研究延伸至科学领域，将中国的天花防治、蝗虫研究等实用知识引入意大利；塞韦里尼则从儒家思想中看到一种不依赖宗教权威、而是通过伦理规范维系的社会秩序，为意大利知识分子提供参照。
以史为鉴，汉学是兼具转化力与创造力的学问。汉学家不仅传递知识，更作为中国文化的参与者，推动其融入全球对话，在本土语境中焕发新生。
新时代汉学研究，更应继承这一精神，不只是做书斋里的学问，更要直面时代命题。无论是气候变化、数字治理，还是跨文化对话，中国文化中都蕴藏着东方智慧。当代汉学家的使命，是要将这些智慧加以提炼阐释，以世界能够理解的方式叙述中国。
范狄：汉学本质上是跨文化的学问，生命力在于开放、坦诚交流。
当下，海外汉学研究正经历深刻转型：从“文本中心”走向“田野实践”，从“区域研究”融入“全球对话”。年轻一代的汉学家已不再满足于解读经典，更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等发展实践。
立足当下文明对话需求，意中汉学合作不仅要创造更多国际学术交流机会，还要转向更具解释力的跨学科视角。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层面寻求突破。
一是档案深度挖掘。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地仍藏有大量未系统研究的汉学手稿、书信和教材。以中华书院早期的汉语教材和词典为例，蕴含着早期对外汉语教学的宝贵经验。
二是比较视野下的汉学家网络研究。19世纪的意大利汉学家们与法国、德国、英国同行有着频繁的学术交流，研究跨国网络有助于理解欧洲汉学知识的流动与演变。
三是汉学与欧洲思想史的互动。19世纪是欧洲学科分化、现代学术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汉学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影响欧洲的哲学、史学、语言学？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四是“边缘汉学家”的再发现。除了知名学者，诸如翻译、商人、外交人员等“小人物”的中国叙事，同样塑造了意大利对中国的认知，是文化交流的生动注脚。
五是汉学与世俗化进程的关系。19世纪汉学进入大学，既是欧洲世俗化进程的产物，也开启了中国知识体系主动或被动参与西方现代学术建构的历程。研究此过程，有助于理解知识生产如何在西中双向流动中推动社会变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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