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逻的时候，我看见老乡拿着抄网来捕潮头鱼，就对他们说：‘我现在都不捕鱼了，你们也别捕了，回去吧。’他们听了劝就走了。”龙某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损害担责”原则，并进一步确立“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法律责任。龙某从“破坏者”到“守护者”的身份转变，正是修复性司法理念在基层实践的生动注脚。

几个月前，龙某还是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根据指控，他在禁渔期内，使用“密网”在钱塘江流域捕捞鳗鱼苗300尾。

这些鳗鱼苗经鉴定为玻璃鳗期日本鳗鲡，无法通过人工手段繁育，捕捞一条自然界就少一条。此外，龙某使用的“密网”是一种网目尺寸极小的非法渔具，会将幼鱼、成鱼甚至非目标物种一并捕获，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经评估，龙某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水域生态和渔业资源损失6万元，是其非法获利金额的13倍。

在这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龙某虽然自愿认罪认罚并退出了违法所得，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履行6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如果赔偿金无法落实，公益诉讼预期效果将大打折扣。

“此时，劳务代偿作为替代性修复方式，成为解决这道难题的最优解。”钱塘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张清华表示。

经充分调研，钱塘区多部门联合签署《关于建立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劳务代偿工作机制的意见》，共同探索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告承担特定公益劳动，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劳务代偿模式。

2025年8月，法院对龙某的非法捕捞行为作出刑事处罚，检察机关与龙某达成调解，由龙某先行支付小部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并以劳务代偿161日、每日不少于8小时的方式抵偿剩余大部分赔偿金，以此清偿“生态欠账”。

为确保劳务代偿在缓刑考验期内完成，同时兼顾龙某需要打零工维持生计等因素，依托钱塘大湾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实践基地，某公益组织被指定为劳务代偿协办单位，负责龙某工作的考勤、监督和记录报告。

“你现在还在缓刑考验期内，首先自己不能有违法行为。另外劳务代偿期并不是自然日的累加，一定要早履行，否则劳务代偿终止，就要以货币形式支付生态环境赔偿金，这是很大的经济负担。”张清华对龙某说道。

如今，涨潮前两小时到点蹲守，接到线索后及时赶往非法捕捞行为发生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阻违法行为，已成为龙某劳务代偿工作的日常。

环境资源审判真正发挥生态修复与教育惩戒双重功能，督促龙某从非法捕捞者成为生态巡防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