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只有1个小时是吃饭还是休息
——专访肯尼亚执政党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总书记哈桑·奥马尔·哈桑、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
作者鲍梦妮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国与肯尼亚建交的第63年。近期，肯尼亚执政党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总书记哈桑·奥马尔·哈桑(HassanOmarHassan)率该党干部考察团访问浙江杭州、宁波等地。去年，他曾访问北京、福建。
两度率团访华，哈桑·奥马尔·哈桑希望在中国找到何种答案？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当口，中非未来的合作方向在何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哈桑·奥马尔·哈桑：我们在浙江参观了美丽的乡村、观摩村民大会，了解当地如何治理基层、提升村集体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走访“杭州六小龙”生活展示馆这类科技成果的展览馆，观察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应用。触手可及的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正处于前沿领域，影响着学术研究、商业运作，以及开展各项工作的方式。这是一种将技术全面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思路。我相信，这既能助力中国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也能帮助肯尼亚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是肯尼亚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双方合作具有战略意义。过去两年，肯中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迅猛。两国以及执政党层面的各类代表团互访，涉及多个领域，既有经济合作领域的交流，也有专业技术人才的往来。互动交流愈发频繁，充分表明肯中友谊已迈入新阶段，变得更加牢固。
基于南南合作的自主发展理念，肯中两国携手共创未来，有诸多契合点。我们连续两年到访中国，就是为了夯实并深化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哈桑·奥马尔·哈桑：最重要的是治国理政方式。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已有百余年，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体系、施政理念中汲取了大量经验和启发。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现代化、科技发展、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经验，都是我们想要学习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肯中两国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双方的合作十分深入，例如建设标准轨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我认为未来两国合作的核心是在现有基础上持续深化，在电动汽车、能源、农业产业布局等领域都有极大合作空间。
刘鸿武：资金、科技、人才短缺是卡住非洲发展的三个问题，也是中非最有希望开展合作的领域。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这些投资为非洲开发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投资能否转化为非洲经济增长动力，取决于两个因素——非洲国家政权能否长期稳定、交通基础设施能否与非洲产业相结合。
中国在肯尼亚修建的蒙内铁路、在赞比亚修建的大型水电站，以及在坦桑尼亚修建的水电站，被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炒作为“债务陷阱”。这些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至少十年才能见效，这要求政局保持稳定和政策连续性。如果因频繁更替主政者而改变政策，尚未收益的项目就会变成难以持续的债务。因此真正的“陷阱”不是中国投资本身，而是西方给非洲国家设计的对抗性政治制度，及干涉非洲国家政治造成的动荡局面。
哈桑·奥马尔·哈桑：我们的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始终立足肯尼亚自身的国情和实际。肯尼亚的发展模式很难直接适用于其他非洲国家。我们立足本国的经济实际，在过往发展中，不断探索、调整发展举措，只为切实改善民生。
2008年，肯尼亚启动2030年远景规划，即到2030年将肯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民众享有高质量生活、环境优美、社会安定的新兴工业化中等收入国家。如今，肯尼亚的发展步入了正轨。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我们确立了五年一次的选举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发展和人民置于中心。
我们也始终兼顾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本土实际，坚决拒绝外来不良文化的渗透。我们想要构建的民主制度，是基于本国国情、契合非洲发展实际的制度，是真正回应本国民众发展需求的民主制度。我们所有的发展举措，都是为了让民众拥有创新发展的空间，让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尊重。
刘鸿武：中非合作推动非洲的产业化已经到了关键时期，我认为非洲国家需要把握住两个关键点。一是中国依托过去几十年的适用科技成果，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利用新能源技术和数字经济实现“弯道超车”。二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货币结算体系合作正从根本上调整中非贸易不平衡关系，解决过去受制于美元结算导致中非贸易难以扩大的瓶颈问题。
从更宏观的维度看，如今的中非合作乃至全球南方合作最重要方面，是要建立中非双方、全球南方自己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西方有一整套“冷战”话语体系用来维护特权和霸权。过去几十年，无论中国还是非洲，在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当中都被视作被批判的对象。
当下全球局势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中非合作和全球南方合作正在塑造一种新的全球力量，可能创造新的全球化进程。2024年，中非50国学者在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上联合发表“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我关注到，2025年，肯尼亚总统鲁托在访问中国时表示，“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是融合中方提出的多个全球倡议、以及非盟《2063年议程》等非洲倡议的产物。这正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质性合作的重大成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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