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DRG/DIP(按病组/病种分值的医保支付方式)支付方式改革下，一旦使用量增加，容易推高治疗费用、导致医保额度超标，超支部分需由医院自行承担。为保“财务安全”，医院不得不对创新药的使用加以限制。

此外，当前我国公立医院补偿主要依赖医保基金和患者自付，商业保险作为“第二支付方”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针对当前创新药临床应用中的堵点难点，赵宏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完善创新药处方补偿机制，允许收取用于药品储藏和监测的附加费用或试点收取药事专项服务费。

赵宏表示，在坚守“破除以药补医”医改核心方向的前提下，建议对部分国谈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实行分类补偿。

在零加成基础上，推动国家医保局在《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中增设“谈判/商保目录药品药事服务管理费”，用于覆盖冷链管理、输注观察、不良反应监测及药师、临床医师的劳务成本，建立“服务与价格匹配、成本与收益对等”的正向激励机制。

二是构建“医保+商保”多元协同支付体系，鼓励医院设立商保服务中心。

赵宏建议，借鉴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等先行经验，鼓励医院设立商保一站式服务中心，实现商业保险的“直赔”和“快赔”，打通医险服务壁垒，提高患者用药结算的便捷度。

同时，允许临床医生参与商业保险的核保、用药合理性评估及疗效判定等专业服务，其专业评估视为技术劳务，通过院内绩效分配获取合理报酬。在不增加基本医保负担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医务人员推广创新药的积极性。

三是深化价格和考核机制改革，允许谈判药品实行一定范围的自主定价。

赵宏提出，应优化医保考核机制，对谈判药品等创新药费用实行医保额度单列管理，不纳入医疗机构年度医保总额控费、药占比等核心考核指标，从考核导向上消除医疗机构使用创新药的后顾之忧。实现医保支付标准深度保密，坚持患者医保待遇不降低的同时，允许医疗机构与药企签订协议约定零售价，实行医保支付标准与药品零售价分离管理。

同时，支持医疗机构和药企合作推出“创新服务包”等特色服务，将用药配套的基因检测、用药监测、全周期健康管理等服务纳入服务包范畴。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维护创新药企的全球价格体系，也让医疗机构获得合理补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