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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首席摄影师鲍永清
从凭借《生死对决》获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年赛冠军，到持续用镜头记录祁连山生灵的喜怒哀乐，摄影师鲍永清的影像，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扇窗口。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他见证了从“动物见人就跑”到“人兽和谐共生”的深刻变迁。这位摄影师如何解读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镜头之外，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发生何种重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鲍永清：影像定格的是瞬间。但对野生动物摄影师而言，拍摄对象从不按指令“摆拍”。我们只能不断摸索，让动物接受我们的存在，并在其未被惊扰的状态下，记录其真实行为与习性。
我们捕捉到的许多瞬间，是公众日常难以目睹的。正是这些瞬间，能最直观地让公众了解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与野生动物生存状态，从而生发对自然的敬畏与保护之意。
以雪豹为例。当人们通过影像看到它在岩壁间矫健跃动，或是在风雪中静卧凝视，那种神秘与威严会直接触动人心，引发好奇：它生活在哪里？在生态中扮演什么角色？这种直观的视觉冲击，是引发公众关注、促进物种保护的第一步。祁连山作为雪豹、藏狐、兔狲等珍稀物种的关键栖息地，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独特性，正是通过一个个这样的瞬间，被具象化地传递给世界。
鲍永清：变化巨大，从“陌生”甚至“怀疑”，走向了“好奇”与“认可”。2019年，我赴英国参加第55届国际野生生物摄影师年赛颁奖典礼。与国外同行及评委交流时，他们看到我手机里祁连山的野生动物照片，表现得非常感兴趣，接连发问：这些动物在中国常见吗？那时我深感，国际社会对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对祁连山这样的生态宝库，知之甚少。
更早的例子更具说服力。2014年，我们青海一位摄影师的作品获奖，内容是在雪后沙漠中觅食的两只狼。当时竟有外国评委质疑“中国没有狼”，认为照片可能造假。从被质疑“造假”，到如今我的作品《生死对决》获得国际最高荣誉，再到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态影像在国际上频频引发关注——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生态保护成效日益凸显，以及通过影像等渠道进行的国际传播，正在有效扭转外界的一些固有认知。
鲍永清：这最直接地反映了祁连山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野生动物对人类恐惧感的降低。早期拍摄时，动物警觉性极高，见人就逃，我们常需长途跋涉、远程蹲守，使用长焦镜头也只能拍到模糊远景。
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体制试点启动后，变化开始加速。政府开展了大量保护宣传与生态修复工作，民众的保护意识普遍提高。动物是聪明的，它们也在观察人类。当它们发现人类活动不再构成直接威胁，警戒距离便大大缩短。到2019年前后，我们无需远行，在县城附近十几公里就能遇见野生动物。现在，我甚至可以用中长焦镜头相对靠近拍摄，因为它们不再那么怕人了。
我拍摄《生死对决》历时三年。能成功捕捉到藏狐与旱獭对决的瞬间，正是因为那只藏狐的巢穴固定，我年复一年在固定地点拍摄，它逐渐熟悉并接纳了我的存在。这细微之处，恰恰证明了在祁连山某些区域，一种新型的、和谐的人兽关系正在形成。
鲍永清：关系正在从过去的冲突对立，转向更多的理解与包容。在牧区，一头家畜是牧民重要的家庭财产。野生动物捕食家畜，曾是非常尖锐的矛盾。
我曾亲历一个故事，深受触动。几年前，我在跟踪拍摄一只抚育两只幼崽的雪豹妈妈，它的巢穴离一户牧民家仅约一公里。一天，牧民要去县城办事，托我顺便照看羊群。就在那时，雪豹下山捕杀了一只羊。我拍下了全过程，但内心非常不安。
牧民回来后，我如实相告并提出赔偿。他却笑了，对我说：“你看，那雪豹有两个孩子，我也有一个孩子。我得挣钱养家，不然孩子会饿肚子；它抓不到羊，它的孩子会饿死。这很正常。”他言语中的同理心与豁达，让我震撼。这不仅是简单的损失容忍，更是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是生态保护意识内化于心的体现。这样的故事，在如今的祁连山牧区并非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