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高楼再度点亮“中国红”
这不仅是几场展览或一部热剧的成功，更折射出浙江考古从封闭学术研究向开放文化实践的战略转型。
“知来处方能知归处。”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员、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朱海闵这样概括近年浙江文物考古事业的三个鲜明特点：文明脉络更纵深，协作机制更成熟，公共属性更突出。
面向“十五五”，这项探寻文明根脉的事业，如何以“新意”走进大众？
精准解码：科技让考古“想找什么挖什么”
浙江素有“文物之邦”美誉。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拉开现代考古帷幕。近百年来，几代考古人实证了浙江“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
从万年上山稻作，到五千年良渚古城；从越国青铜，到南宋临安遗韵——浙江拥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21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份家底，成为考古走向大众的坚实底气。
当历史积累遇上现代科技，浙江考古实现质的飞跃：从“挖到什么是什么”转向“想找什么挖什么”。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水利系统成为考古关键突破口。良渚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宁远介绍，经持续勘探，良渚水坝从申遗时的11条增至30多条。这一“井喷式”发现得益于团队创新的“水利系统遗迹快速调查法”——结合遥感影像与地面验证，将调查时间大幅缩短。
科技的力量不仅用于“扩张”，更用于精准“证实”。在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研究者运用树轮年代学、碳十四测年等手段，确认出土的两段枝干为约公元前2520年良渚文化时期的杨梅古树。这是国内年代最早、种属最明确的杨梅树，为先民食物结构研究提供资料。该项目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25年度“科技考古重大成果”。
从良渚水坝勘探到杨梅古树定年，多学科融合让文明密码精准破译。中国考古正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科学化、国际化，技术赋能使其从“发现之学”迈向“证实之学”。
代际接力：从“师徒相授”到“协同育人”
作为文物大省，浙江曾长期面临考古人才的缺口。如何培育一支能打硬仗的“考古浙军”，成为亟须破解的难题。
2021年，浙江启动“启明星”计划，明确提出要争创世界一流考古机构。在这一布局下，人才供给成为最紧迫的一环，而破局的关键在于打通高校与行业的壁垒。
同年8月，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正式挂牌成立，浙江省文物局与学校签署共建协议，支持其从零建立考古本科专业。次年，首批35名本科生入学，配备17名全职教师，其中包括主持过5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实战专家杜正贤。浙江由此填补了本土考古人才培养体系的空白。
杜正贤说，一流的考古学家是从田野里走出来的。他们要培养的，是毕业后能马上奔赴田野考古一线的人才。
有了源头活水，更需田野淬炼。2024年，浙大城市学院组织学生进驻湖州长兴新安遗址开展考古发掘。2022级、2023级两届学生接力在该遗址东北部进行系统发掘，累计清理遗迹600余处，出土文物2000余件。2026年初，新安遗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浙江考古十大重要发现”之一。
“我们亲手发掘的文物，到省博‘出差’啦！”浙大城市学院考古2301班学生张弛兴奋地说。看着自己亲手清理、拼接的文物出现在“浙里寻珍”展览现场时，学生们感到兴奋与自豪。
从初入探方的手足无措，到如今能够独当一面的成长轨迹，“协同育人”的理念在田野中落地生根。
这样的创新并非孤例。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文物库房向文博专业学生开放，成为沉浸式“第二课堂”。“课程以真实工作场景为依托，让专业教学不再纸上谈兵。”任课教师毛若寒说。
从田野到库房，从发掘到研究，浙江正构建多层次、全链条的考古人才培养体系。
创新表达：从“学术报告”走进“大众日常”
当考古研究不断突破、人才培养渐成体系，“台前”的公众传播便有了坚实底气。
影视成为引向考古现场的“第一扇窗”。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热播，许多观众从剧中的秘色瓷、衣锦城出发，走进博物馆探寻吴越国背后的故事。
“我最近正在追《太平年》，剧中‘纳土归宋’的故事让我对吴越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今天来到衣锦城遗址博物馆，仿佛走进了那段历史。”杭州市民伊厚德说。
乘着影视剧的东风，杭州借势推出“四巴、五线、六点、一牒”活动，将剧中场景串联成线，带动春节期间相关景区客流同比增长逾三成。
“考古小学堂”则把遗址“搬”进校园。2024年，浙江启动“考古小学堂”建设工作，在该省11个设区市各选择一所临近重要遗址的学校进行试点。各地实践各具特色：金华市浦江县龙峰小学将上山文化稻作融入劳动教育；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第一小学围绕明代抗倭卫所原创考古绘本。这一机制让考古成果从“有时进校园”变为“常常在校园”。
“十五五”时期，是浙江文物事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的关键五年。浙江将着眼保护第一、推动解码阐释、强化文博惠民，让考古成果更好地赋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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