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995年，为助力高校青年科研人才成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与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携手，共同实施了“曙光计划”，精准聚焦40岁以下的青年学术骨干，以科研项目作为载体，以出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目的，为优秀青年人才创造良好科研环境。

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指出，“‘曙光计划’构建了‘政府引导、社会资助、高校参与’的联合管理模式，建立了围绕学者的‘成长性评价’体系，走出了一条‘以项目育人才、以人才优项目’的双轮驱动特色之路。这不仅是上海在科研资助机制上的一次大胆创新，更是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早期生动实践，彰显了上海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的深远考量与敢作善为。”

据不完全统计，1577位“曙光学者”中，已走出20位两院院士、200余名国家“杰青”、百余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超过5100项，其中获批青年科学基金A类项目(原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超过200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大项目、重点项目超过150项。近十年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及科技进步奖超过90人次；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超过150人次；以第一作者或者通信作者在《细胞》(Cell)、《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顶尖期刊发表论文超过40篇，逐步成为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悉，在“曙光计划”实施30周年工作总结会暨学术报告会上，2025年度“曙光计划”入选代表获颁证书。

据介绍，一代代“曙光学者”自觉将前沿创新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探索出研究型教学与创新性实践相结合的育人新路径，实现了在创新中育人、在育人中创新的闭环，构建了以教育培养人才、以人才驱动创新、以创新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推动形成一批批结构合理、自我造血、持续繁衍的学术人才梯队。

据了解，“曙光计划”坚持实施“成长性与发展性结合”的评审标准，着眼长远、把握大势，不局限于短期、静态的成果产出，更注重考察申请者的学术潜力、研究方向的成长性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强调对学者长期发展的支持与跟踪。

首届“曙光学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曙光计划’给予的研究经费不是最多的，但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它给了你一个认可，给了你氛围和土壤，让你有一种认同感，可以坚持下去，能够坚定信心。这也是‘曙光计划’最重要的意义。否则，那些需要开拓的无人区，就没有人愿意去了。”

“上海长期以来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包容，以及对‘非共识探索’的鼓励，使得我们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这也正是‘曙光计划’所倡导的面向未来、耐心培育的科研价值观。”2025年“曙光学者”、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晓鹏对记者表示，“青年科研人员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回报，而是被信任、被关注，以及在关键阶段获得持续而稳定的支持。‘曙光计划’正是这样一束真正照进科研现实的光，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原创性的研究中。”

2005年“曙光学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能够把中青年学者扎根在中国实践层面，将对中国改革和开放进程，包括现在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产生重大推动意义的研究遴选出来，这是‘曙光计划’的特点。

据悉，这种“被看见”的肯定，为科研人员开展工作注入动力。2012年“曙光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姚建龙强调：“‘曙光计划’投给青年学者的不只是经费支持，更是成长环境和生态。这种成长生态赋予了青年学者以学术自信，也使青年学者被包容、被看见。”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曙光计划”的成功，是多方力量协同推进的结果。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为“曙光计划”注入不可或缺的战略定力、制度韧性与公信背书；基金会作为社会资源的枢纽，提供稳定资金、柔性管理与灵活支持；高校则聚焦于人才遴选、过程培养与学术管理。三方权责明确、互为补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同创新与协同育人模式，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范式。“曙光计划”还促进跨学科、跨院校、跨代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这种协同模式，打破了机构与学科壁垒，将分散的资源整合为支持人才成长的系统合力，实现了从“个体资助”到“共同体建设”的升华，为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经验。

王荣华亦强调，“‘曙光计划’30年通过‘同题共答’的机制设计，成功汇聚政府、高校、社会与企业多方力量，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共同目标下，找到协同创新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一体发展的最大同心圆。”

面向未来，“曙光计划”将完善联合管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支持路径，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健全学者发展支持网络，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输送更多智慧和力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