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长江全流域的认识正逐步加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聚焦东周秦汉时期的长江文化指出，在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三支主流文化的交流融并过程中，以“汉”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初步形成。其中，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秦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以长江流域为早期发展基地的楚文化也展现出突出的文化价值。

四川大学一级教授霍巍从考古发现视角，阐释了长江上游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他指出，长江上游依托独特自然与人文条件，形成的双“垂直分布带”造就了丰富的资源背景，比如三星堆，它并非孤立的文化遗存，而是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霍巍表示，长江上游是大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与中原、长江中下游文明联系紧密，其青铜时代的多元一体发展为人类留存了诸多史书未载的珍贵史实，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以及中国西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指出，长江流域多样的地貌、茂密的植被、丰富的物产，为中华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他认为，长江作为文学、艺术、宗教和历史母题，数千年来被反复书写与演绎，塑造了诸多经典文化情境，不仅是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题材，更成为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之根，深刻影响着民族审美的感知力、想象力等诸多方面。

“黄河与长江两大文明的互补、互动、互助与接力，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奇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认为，如果说黄河缔造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兴盛，那长江就是近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导者和领军者。他建议，长江文化研究需立足南北说、专题说、比较说等多维视野，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探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