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为东契奇抱不平
——专访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
作者钱晨菲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太平年》23日正式播出。该剧以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为时代背景，以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钱俶(本名钱弘俶，入宋后避讳，改称俶)“纳土归宋”为历史主线，再现了在刀兵林立的乱世中，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的一次关键抉择。
“纳土归宋”究竟发生在怎样的历史节点？“太平”二字为何成为那个时代最深切的集体渴望？这一历史选择，又为今天留下了怎样的思想启示？近日，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接受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王旭烽：唐代之后，中国历史进入动荡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近百年间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社会结构与文明秩序屡遭破坏，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偏安江南的吴越国显得格外特殊。自钱鏐(liú)割据杭州，立藩两浙，建国吴越以来，三代五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它是这一时期国祚最长、政治相对稳定的地方政权之一，也是始终与中原正朔保持制度联系、未曾中断属域关系的藩国。
“纳土归宋”发生在北宋完成北方统一、天下大势已趋明朗之时。面对继续割据还是顺应统一的抉择，钱俶审时度势，选择以和平方式将所辖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余户民众整体纳入宋朝版图，由此结束了吴越国政权，也避免了江南地区可能遭遇的战争浩劫。
这一选择，使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脉络得以完整保存，为杭州之后成为北宋时期的“东南第一州”、南宋定都临安，乃至宋韵文化的兴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回顾这段历史，从“大乱”迈向“大治”，天下版图逐步拼合之际，钱氏三代五王由“保境安民”走向“纳土归宋”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着眼于长远的深思熟虑之举，成为唐宋之间不可或缺的历史抉择，也成为中国统一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王旭烽：“太平”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对基本生活秩序的总体描述——衣食无忧、居有所安、农耕有序、文教得续。这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精神文明得以生长的根基。
但在五代十国时期，这样的生活底线被反复击穿。长期战乱使民生凋敝，社会失序，个体生命难以保障，极端环境下甚至出现了对“人性底线”的摧毁。
正因如此，“太平”在那个时代不再只是生存状态，而被推升为最高的人文理想。谁能够终结乱世、恢复秩序，谁就拥有引领时代的历史正当性。
也正是在那个以暴力争夺为常态的年代，吴越国始终坚持守土自保、避免滥战的立场，未曾背离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历史方向。它在诸多地方政权中保持罕见的克制与清醒，这种选择本身构成了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支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太平年》所展现的历史故事，不只是一个王朝的走向，更是一代人在极端环境下对文明何以存续的深层回应，统一概念甚至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之重要本能。
王旭烽：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纳土归宋”体现出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智慧，依然具有跨越时空的现实启示意义。
从历史结果看，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吴越一地的命运，也在客观上稳定了南北格局，加速了分裂局面的终结，促进了中国重新回到统一发展的历史轨道，为之后更高层级的文明繁荣创造了条件。
吴越以实际行动证明，和平并非软弱，而是一种基于理性判断和长远考量的文明选择。这一选择符合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具备坚实的历史合法性。
对中国而言，作为一个本就完整的文明共同体，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更是一种深植于文化传统中的历史自觉。放眼世界，这种通过和平实现整合、以最低代价维护整体福祉的经验，也为人类处理分裂与冲突提供了重要参照。
王旭烽：当今世界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不确定性上升，冲突风险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声音倾向于以对立和分裂作为解决问题的前提，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视为唯一选项，甚至不惜以切断民族长期积累的文明脉络为代价。
无论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还是在国际社会的现实格局里，我们都站在重要的历史关口。吴越国“纳土归宋”的成功经验提醒我们，历史并非只有对抗这一条道路。
在坚持国家整体与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克制与协商，寻找兼顾人民福祉与长远稳定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一段历史留下的启示，也是面向未来的文明选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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