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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台湾文化学者薛仁明
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家”都是一个温暖的词汇。在中国人看来，“家”可以是一处住所、一碗粥饭，可以是怆然回望的故乡、阔别已久的亲人，更可以是民族、国家等文化与精神的共同体。为何“家”在中华文化语境中能衍生出这般丰富的意涵？在日趋“原子化”的当下世界，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家”能孕育出怎样独到的凝聚力？于台湾同胞心中，“家”又承载着怎样的分量与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薛仁明：中国人的“家”是既包括现实生活功能也包括教育、祭祀、信仰、传承等的融世俗与神圣于一体的空间，是可以支撑一代又一代人安身立命、继往开来的地方。它本质上是一个立体多元的概念，几千年来，通过家祭仪式、家传饮食、家教家风等，每一个人都能明确地感知到“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应往哪里去”，从而产生历史延续感以及对家庭或家族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当他在读书学习之后，这种责任感自然会扩展为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形成家国情怀，所以中国自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家”将个人与国家、民族深刻地联结起来。
中国礼乐文明下的“家”是人之一生意义的来源，这种意义是十分具体的对父母亲人、对家庭和民族的责任。
在今天，全球化流动加速，人们身处碎片化的世界，“家”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就格外显著。它可能不再表现为传统大家族聚居的形式，但越来越多的人在通过重访祖籍地、修订家谱、重视祭祖等与故乡、宗族建立联系，寻找自己的“根”之所在。当他在绵延的家族图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便进入了“家”的意义系统，从归属感与认同感中获得了力量。
薛仁明：大约400年前，我的家族从今天的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山重村渡海赴台，我已是在台湾定居的第十二代了。20世纪90年代两岸刚开放交流时，台湾薛氏宗亲会就回到山重村“寻根”。十年前，我父亲脑梗初愈，就与母亲携带我的两个女儿回了山重村。我也多次回到那里，去祠堂祭拜。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曾因远隔山海而生的那种“乡愁”似已不复存在，我可以随时来大陆、回故乡。有一次我乘车路过黄河边，突然想要下车去摸摸黄河水，那是我从小在书中读到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会流经我们台湾薛氏堂号“河东”(今山西省西南部)源起之处的大河，当我的手触碰到黄河水的那一刻，内心突如其来地翻涌着激动之情，我想那就是我的“乡愁”。
台湾有很多“外省第二代”，他们长时间缺乏身份认同感。我有一个韩姓学生，从小对父亲的“乡愁”不能理解，看到父亲听京剧《四郎探母》时泪流满面也颇为纳闷。20世纪90年代初，她第一次随父亲返回徐州沛县的老家探望爷爷，父亲来到村头后踉跄的脚步、老泪纵横的爷爷、一家人涕泪交零的第一顿团圆饭、全村几百口沾亲带故的韩姓人、长幼有序的辈分归属……让她第一次理解了父亲缘何思乡40余载，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织入一个绵密的家族网络，就像一片迷路已久的小拼图，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父亲在弥留之际，特别叮嘱她不要与沛县老家断了联系。父亲过世后，她多次独自回乡祭祖，她说回去就有一种踏实感、连接感。
这种对“家”的独特感受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无论是从大陆迁台，还是移民海外，哪怕只是离开家乡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我们对故乡永远都有绵长深厚的思绪与情感。
海子有句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面向大洋、朝西方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面朝大陆、面朝祖宗、面朝礼乐文明，才会真正地春暖花开。
薛仁明：礼乐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正是礼乐文明形成了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礼”是各正其位，秩序井然。家庭是“礼”最早、最基础的实践场所，体现为长幼有序、孝悌有道，是一种双向的、充满温情的责任关系。“乐”为山鸣谷应、和谐共生。《论语》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中国人自古惯于“唱和”的传统，印证了“乐”是至高的精神交流。所谓“礼别异，乐和同”，即是在确立秩序、分工协作的同时，也要彼此交流，产生情感共鸣和凝聚力。
在礼乐文明的滋养下，“家”让每个中国人有了归属感，亦培育出其与人共生的一体感；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展开来，便形成筑基于文化认同、归属感与责任感的“家国一体”观。这让中国人对“国”的认同，始终带有一种对“家”的深切情感色彩，形成了“家国天下”的独特集体意识。从中华礼乐文明的视角，我们就不难理解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崛起的奇迹。每当国家遇到危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天然的责任感就会凸显，甚至可以做到“舍小家为大家”，同舟共济过难关；这也是中国可以举国体制办大事，实现快速发展而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的根本原因。
因此无论是避免个体出现意义危机，还是对于国家发展而言，礼乐文明及其涵育下的“家”都有着独特优势和深厚意义。如果引申开来，我认为两岸关系也应在礼乐文明的框架下，通过不断交流产生精神共鸣。
薛仁明：两岸都是中华民族，都在同样的文明框架下熏陶长大，所以我们都特别能够了解彼此。但不可否认，很多台湾人虽然对于传统文化深怀情感，对大陆却可能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以为大陆应率先构建起礼乐文明的新范式，以礼乐文明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能量与理念、以浑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吸引台湾年轻人乃至海外的年轻一代华裔，产生共属于炎黄子孙深融于血脉的文化认同，使之成为“新国潮”。近年来大陆已通过多种路径不断提升文化自信，支持传统文化复兴，效果明显，如能使礼乐文明生机重现，自然可吸引更多人“血脉觉醒”，紧紧追随而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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