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𝔰对美芬太尼关税反制仍有效
——专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旭
作者刘洋
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儿童从历史上被忽视的群体，到成为法律明确保护的权利主体，其背后是社会对“童年”认知的重构，也是儿童权利从道德关怀走向制度保障的跨越。
近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旭接受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辛旭：在历史早期，尤其在西方世界，并未将儿童视为与成人不同的特殊群体。当时“儿童”一词还常用来指称“儿子”“男仆”等。儿童的保护责任主要由宗教伦理和家庭承担。
17、18世纪，哲学家如洛克对儿童自然权利的阐述、卢梭对儿童天性的强调，推动了观念转变，“道德关怀”逐渐向“权利意识”过渡。
19世纪，《雾都孤儿》《悲惨世界》等现实主义作品引发社会对儿童保障问题的关注。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区分出“青春期”概念，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童年经历的复杂。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则将儿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引入史学研究，推动对“童年”的专门研究。
在中国，宋代已出现独立的儿科医学，明清时期也设有慈善机构救助孤儿，但这些多基于道德责任，对儿童的关注集中于教化与养育，主要由家庭和宗族承担。此外，中国古诗词作品中也有对战乱中儿童悲惨遭遇的描写。这些描写虽未言明儿童权利，却已触及现代概念中最基本的儿童生命权保障问题。
现代儿童权利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主要受晚清时期近代民族危机和启蒙思想传播的影响。儿童逐渐被视为国家未来的主人，保育和福利开始制度化。五四运动时期，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中国，被广泛接受。当时的知识精英在文学、医疗等多领域推动以儿童为主的事业，将儿童保护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这一时期不仅留下了丰富的儿童相关文献，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专业研究。
儿童权利真正成为国际共识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4年，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批准了旨在保护儿童权利的《日内瓦宣言》，在国际层面首次形成儿童权利共识。1989年，联合国大会批准决议，宣布《儿童权利公约》开放供签署，使得真正全球性、系统化的儿童权利规范得以确立。公约明确了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确立了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由此可见，儿童权利的发展伴随社会对“童年”的发现与认识，经历了从道德责任到法律制度的漫长过程。
辛旭：美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曾提出：儿童权利的结构本身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这一问题促使人们重新理解“依赖性”并不单指儿童与生俱来的弱势，还意味着在家庭、法律与社会制度中共同生成的关系结构。
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突破了过去以保护为中心的传统模式，重新审视“依赖性”，不再把儿童视为被照看、被塑造的对象，而是承认儿童拥有不可被替代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他们权利的一部分，而不是成年后才会“降临”的品质。
公约的通过不仅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一套全球共享的儿童权利框架，也推动各国重新组织自身的儿童政策体系。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定位了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儿童不再被视为“未来的公民”，而是“正在参与社会的当下成员”。这种视角的变化使今日的儿童研究必须同时看到两个面向：一方面，制度如何为儿童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儿童自身以何种方式表达、行动、回应并在社会过程中占据位置。
辛旭：移民儿童的权利问题尤为复杂，涉及身份、文化、法律等多重维度。首先是身份与法律保障。许多移民儿童因国籍、户籍问题难以获得基本权利。例如跨国婚姻子女的出生登记、居留权等，常因政策变动而陷入困境。
其次是文化适应与认同危机。移民儿童可能因语言、习俗差异而遭受歧视。此外，教育权与健康权也是关键。
《儿童权利公约》强调所有儿童都应享有平等权利，不论其身份是否合法。因此，移民儿童的权利保障需要跨国界、跨系统的协作，既要保护其生存与发展，也要尊重其文化根源。
近年来，国际学界对移民儿童的关注，日益从社会政策与发展心理学领域扩展至儿童史与全球史研究。近五年的研究强调，移民儿童并非迁移过程中的被动附属者，而是在跨国迁移的制度规训、家庭分离与再团聚、边境政治与教育体制之间积极行动的历史主体。他们的日常经验，从语言学习、学校互动到跨国情感维系构成了现代迁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移民儿童权利的讨论也需认识这一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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