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例》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适用范围和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识别、阻断和反制制度；三是健全服务保障制度。

司法部负责人就《条例》答记者问时表示，国务院出台《条例》，是反击有的西方国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迫切需要，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是有效提升我国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法治能力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条例》明确国家层面的反制措施。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可以对有关国家实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行为进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依法采取外交外事、出境入境、贸易、投资、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等方面的反制和限制措施，为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提供更为明确的法律授权。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副会长霍政欣表示，现行法律中，国家层面的反制措施基本为原则性表述，《条例》为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律授权。

首次设立“禁执令”制度

结合实践需要，《条例》建立了精准适用的“禁执令”制度，可以对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组织和个人发出“禁执令”，禁止其执行相关措施；如拒不遵守，则须承担一系列不利法律后果。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主任王佳表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实施的力量源于工具之适配、流程之精密，《条例》直击实施痛点，为涉外法律工具箱提供了新的实施工具，即首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确立“禁执令”制度。

“《条例》构建全流程实施机制，从启动识别、采取措施、暂停变更，再到申请豁免，形成权责明晰、程序严谨、救济充分的操作范式。”王佳说。

霍政欣也认为，《条例》以针对性的“禁执令”制度，强化对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组织和个人的规范和惩戒，从而为阻断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构筑牢固的“法律墙”。

完善涉外法治体系

“当前，我国涉外法律工具日趋丰富，但在识别研判、措施协同、救济保障等方面仍存提升空间，制约反制效能的充分释放。”王佳说。

霍政欣表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应对外国制裁、实施反制措施方面虽有规定，但主要集中于经贸领域，对其他更广泛领域的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缺少针对性的反制手段和阻断工具。

《条例》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提出明确要求：一是明确国家层面的反制措施。中国政府可以对有关国家实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行为进行评估，确定风险等级，依法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为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提供更为明确的法律授权；二是建立恶意实体清单制度。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工作机制决策程序，可以将实施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外国组织、个人列入恶意实体清单，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同时明确相关程序和豁免制度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廖诗评表示，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给国际环境带来了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构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大威胁之一，《条例》通过威慑和阻断效应，减少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冲击。

践行多边主义

“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实施不当域外管辖强制其领域外的组织和个人遵守其国内立法、司法和执法措施的情况愈演愈烈，严重冲击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根基。”霍政欣说。

霍政欣提出，《条例》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二条规定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工作原则之一是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三条明确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

他表示，上述规定彰显了中国用法律武器向国际秩序破坏者、搅局者说不，通过法治手段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坚定决心。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兼职教授叶研认为，面对不当域外管辖的侵蚀，国际社会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立法经验，为我国立法提供了重要参照。欧盟于1996年颁布《阻断条例》。英国、加拿大等国亦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阻断与反制裁法律框架。

“此次中国出台《条例》，与国际上相关立法形成呼应与共鸣，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信号：拒绝接受不当域外管辖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以立法促合作、以规则御霸权的战略考量。”叶研说。(完)